□ 朱保全　　

　　朱華亭，原名朱慶榮，又名朱景容，1906年2月4日出生在陽谷縣安樂鎮一個農民家庭。其父朱錫恩以務農為生，為人忠厚老實，其母朱王氏未曾接受文化教育。

　　安樂鎮是個擁有近千戶人口的大鎮，是當時陽谷縣東北部的貿易中心、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傳播進步思想、開展革命活動的重要基地。該鎮外出求學者眾多，他們返鄉后積極傳播進步思想，顯著提升了當地民眾特別是青年的思想覺悟，有力推動了革命活動的開展。朱華亭少年時期就讀于鎮女子小學，在此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潮的熏陶。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她逐步確立了民主革命思想，積極反對封建禮教，倡導婦女解放，主張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她率先在鎮上放足、剪辮，并當眾焚燒纏腳布和發辮。在朱華亭的帶動和影響下，放足、剪發的女學生和鄉村婦女越來越多，在鎮上引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朱華亭還組織同學和進步女性在鎮內及周邊村莊持續開展反對封建禮教、提倡婦女解放的宣傳活動，使新思想在安樂鎮一帶迅速傳播開來。

　　1923年，朱華亭考入設于濟南的山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在校期間，她和同窗張影新等人踴躍加入公開傳播進步思想的讀書會，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和反帝反封建斗爭，并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朱華亭還利用假期時間回家鄉辦補習班，不僅教授青少年文化知識，更向他們宣傳進步思想，申云浦、朱朗霄、盛北光等中共陽谷縣委的創始人，就是在朱華亭的幫助和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畢業前夕，朱華亭由父母包辦，與安樂鎮鄉紳申集盤之子申伯錦成婚。由于婚前缺乏感情基礎，加之雙方在政治信仰和思想觀念上存在根本分歧，二人婚后不斷發生爭吵和沖突。1925年秋，朱華亭毅然決定結束這段婚姻關系。

　　離婚后，朱華亭返回學校繼續學業，但她已引起軍閥當局的注意，隨時有被捕危險。危急關頭，她決定放棄學業，秘密離開濟南返回家鄉。經過深思熟慮，朱華亭決定投奔安樂鎮南街的共產黨員王寅生。此人既是申伯錦的表兄，也是當地重要的革命聯絡人。

　　王寅生很佩服朱華亭這樣的新女性，他不僅鼓勵朱華亭克服困難，還幫助她擺脫了現實困境。1926年，經王寅生介紹，朱華亭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魯西北地區第一位女共產黨員。

　　1926年秋，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決定招收女學員。經山東黨組織和王寅生推薦，朱華亭抱著“從軍報國”的崇高理想報考該校，并以第十九名的優異成績被錄取。在此期間，朱華亭和同時考中的好友張影新等女學員，參加了收回漢口英租界和反對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的斗爭。1927年5月17日，武漢國民革命軍獨立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在宜昌叛變，指揮叛軍進攻武漢。武漢分校師生改組為中央獨立師，開赴前線迎擊叛軍。朱華亭和全隊女兵參加了這場戰役，并完成了收復沿線城鎮、開展宣傳、查抄土豪劣紳財產等工作任務，接受了革命斗爭實踐的洗禮和鍛煉。

　　不久，因工作需要，黨組織把朱華亭調離軍校，派往由孫中山先生的夫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領袖宋慶齡主辦的婦女講習所工作。在工作中，朱華亭深入了解婦女的疾苦，向她們宣傳革命思想，號召她們積極參加婦女解放運動和革命斗爭。

　　1927年4月和7月，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后發動“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公然違背孫中山先生確立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殘酷鎮壓。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黨組織迅速采取應變措施，緊急疏散革命同志。同年夏，朱華亭受黨組織派遣，與張影新、陶恒馥、葉英三位女戰友及其他八九十名革命青年一道，遠赴蘇聯莫斯科學習。在漫長的旅途中，這四位志同道合的女同志相互扶持，被同行的革命同志們親切地稱為“四姊妹”。

　　抵達莫斯科后，“四姊妹”均被安排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朱華亭學習勤奮，熟練地掌握了俄語，出色地完成了規定課程的學習任務，還攻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武裝了頭腦。

　　1930年春，朱華亭完成學業回到上海，被黨組織派到上海高橋一帶，以小學教師身份為掩護，秘密開展工人運動。為便于工作，她化名“王世英”，與地下黨員李新民等人共同組建了中共地下黨支部。朱華亭喬裝成普通女工，深入工廠車間了解工人生活狀況。她還創辦工人夜校，宣傳黨的主張，贏得了工人們的信任與愛戴，為黨在工人群眾中打下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1932年初，上海中共組織派朱華亭回山東開展工作。在濟南期間，朱華亭積極翻譯蘇聯出版的《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文獻，積極編寫宣傳材料，揭露蔣介石對日不抵抗主義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她還化名“汪銘”，將宣傳材料寄給在山東省立第三師范學校上學的胞弟朱保明，通過校園渠道擴大革命思想的傳播。

　　1933年7月，由于中共山東省臨時委員會組織部部長宋鳴時叛變，山東黨組織遭到重大破壞，朱華亭重新回到上海，繼續投身工人運動。此時，上海黨組織因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而損失慘重，臨時中央機關被迫撤離。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中，朱華亭臨危不懼，同裴濟華、毛道恂等黨員堅持開展地下斗爭，同時參加中共江蘇省委的工作。

　　1934年，為保存革命力量，黨組織決定疏散部分留滬黨員。朱華亭奉命轉移至安徽合肥盧城中學任教。她對前來看她的胞弟朱朗霄說：“一個共產黨員，無論在什么時候、在什么地方，都要堅持革命，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她還叮囑弟弟回家鄉后努力工作，積極發展黨的組織力量。在認真完成教學任務的同時，朱華亭還深入到師生中宣傳共產黨的主張，揭露蔣介石反共賣國的反動行徑，激發廣大師生的愛國熱情，受到同學們的尊敬。

　　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根據黨的決定，應宋慶齡邀請，朱華亭離開合肥，前往湖南常德，在宋慶齡主辦的戰時干部訓練團工作。朱華亭先后任訓練團第一團女生隊中隊長、女生第二大隊少校指導員。

　　為了盡快培養出大批合格的抗戰干部，朱華亭積極參與領導和指揮女生大隊的訓練，深入開展抗日宣傳和抗日救亡活動，給女生大隊的學員講解國共合作、共產黨的方針和全國抗戰的新形勢，提高學員對抗戰的認識和參加訓練的積極性。

　　不久，戰時干部訓練團女生兩個大隊轉移到重慶，受到宋慶齡親切接見。隨后，全體隊員被編入由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主辦的婦女干部訓練班。經過一個多月的學習和訓練，約在1938年秋，朱華亭由黨組織派往第五戰區開展地下軍運工作，公開身份是張自忠任總司令兼軍長的第三十三集團軍第五十九軍軍部中山室主任，主要任務是領導軍隊的宣傳工作。

　　在國民黨軍隊中開展地下工作，對朱華亭而言，既是全新挑戰，也是嚴峻考驗。憑借多年地下斗爭積累的豐富經驗，她創造性地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她把抗日當作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貫徹到各項工作、各項活動的全過程；她十分重視對高級將領的統戰工作，贏得軍長張自忠、副軍長李文田、參謀長張克俠等愛國將領的贊賞和支持；她關心、愛護士兵，組織農村婦女給士兵做軍鞋，創辦軍人合作社，組織中山室工作人員為士兵代寫家信；她爭取建立軍部中山室和俱樂部，訂閱、購買大量進步報刊和書籍，擬定抗日宣傳標語和口號，指揮劇團演出抗日救亡戲劇，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她同宋慶齡和馮玉祥將軍的夫人、留蘇時的校友李德全等婦女領袖建立并保持良好關系，借助她們的影響開展統戰、宣傳工作。朱華亭一直跟隨第五十九軍部隊參戰。在歷次戰役中，除了戰地宣傳工作外，她還經常冒著槍林彈雨、硝煙炮火奔赴前線陣地慰問官兵，向官兵發表演說，激勵士氣。官兵們欽佩她不怕犧牲的精神，稱贊她是“抗日的女英雄”。

　　1941年初，國民黨頑固派掀起新的反共高潮，悍然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朱華亭對這一破壞抗戰的反共罪行無比憤慨，想方設法幫助新四軍戰士轉移。她曾親自為兩名新四軍戰士辦理第五十九軍政治部證件，并資助路費，幫助他們安全轉移。

　　在此期間，她還利用合法身份和軍隊合作社的業務，掩護和幫助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部長陶鑄等人脫險。

　　皖南事變后，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堅決貫徹執行中央“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調整地下工作的部署和組織力量，抓緊疏散轉移革命骨干。朱華亭以第五戰區地下黨負責人的秘密身份和第五十九軍中山室主任的公開身份，轉入南陽十里鋪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孫連仲部開展軍運工作。但此時，朱華亭的革命活動和地下黨員身份已經被第二集團軍中的國民黨特務察覺。盡管胞弟朱朗霄多次勸她撤離，但朱華亭認為，黨交給她的任務還沒有完成，不能退出陣地。

　　1941年7月14日，第二集團軍國民黨特別黨部特務張澄園，借請客之機，將朱華亭誘捕并殘忍殺害。這位忠誠的女共產黨員用鮮血和生命踐行了對黨的誓言，犧牲時年僅35歲。

　　摘自《聊城重要歷史人物》

　　本版資料由中共聊城市委黨史研究院（聊城市地方史志研究院）提供